“庚子退款”所退款項乃是列強勒索中國取得的，實質(zhì)上是用從中國勒索的錢款謀求利益之舉，是其侵華戰(zhàn)略的需要，并非對中國的“恩惠”，絕非出于“真實睦誼”。

“庚子賠款”是中國近代史上數(shù)額最多的賠款，給中國帶來了沉重負擔。《辛丑條約》簽訂后，部分列強基于利益考量“退還”庚款，有些人將此譽為“仁聲義向”，系西方國家“友誼的行為”，是其“仁慈善意”的表現(xiàn)，“有功”于中國人民。這些“感恩”西方的論調(diào)，掩蓋了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真相。

貪婪本性昭然若揭

1900年，英、美、法、俄、德、意、奧、日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隨后于1901年通過集體強權(quán)迫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其中一項條款便是中國向列強賠款，1900年為農(nóng)歷庚子年，故此項賠款被稱為“庚子賠款”。條約規(guī)定中國向各國賠付海關(guān)銀（關(guān)平銀）4.5億兩，按年息四厘，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約9.8億兩。賠款以中國的海關(guān)稅、鹽稅、常關(guān)稅為擔保，這相當于控制了中國的主要財政收入。賠款主要分配給11個簽字國，其中俄、德占一半。除簽字國外，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國也獲得少數(shù)賠款。

“庚子賠款”還衍生了包括所謂鎊虧、金法郎賠款在內(nèi)的額外賠款。1902 年開始，清政府以約載銀數(shù)為標準，按期將海關(guān)銀以市價折合成各國貨幣交付賠款。但銀價下跌，列強要求彌補此前差額。在列強的集體強權(quán)下，清政府被迫同意彌補800萬兩海關(guān)銀的差額。

金法郎賠款是法、比、意串通進行的又一次勒索。原本三國均同意中國以海關(guān)銀購買法郎折算支付賠款，中國按此賠款十余年。但一戰(zhàn)后法郎嚴重貶值，三國不甘利益受損，于1922年向中國提出以法國金幣、金錠或含金量相等的外國金幣折算賠款。在集體強權(quán)下，中國被迫于1925年同意改用美元支付三國賠款。為此，中國又多付給三國3050萬美元，約合海關(guān)銀4110萬兩。

除以上款項外，中國各地方政府還賠付外國教會損失費約2270萬兩海關(guān)銀，其中大部分未納入大賠款范疇。若將它們計算在內(nèi)，中國的賠款總額將超過11億兩。

關(guān)于“庚子賠款”性質(zhì)，有美國學者認為，“這個賠款確實帶有懲罰的性質(zhì)”。然而事實上，“懲罰中國”只是列強勒索的借口。在討論賠款過程中，俄國、德國等主要索賠國趁火打劫，勒索的賠款遠超其所謂的“損失數(shù)額”。如德國一度提出4億馬克的賠償要求，遠超其實際開支和“損失”。俄國獲得最多賠款份額，自認為是“最夠本”的一次出兵。美國也索要了3293萬余兩海關(guān)銀的超額賠款，合2444萬余美元。正如學者指出的，“巨額賠款，把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財富，幾乎洗劫一空；實際上奪走了中國正常的國計民生周轉(zhuǎn)資金，使中國完全喪失了經(jīng)濟獨立能力”。

退款是為了“精神和商業(yè)上的最大收獲”

“庚子賠款”對中國的嚴重壓榨，重創(chuàng)了中國本就飽受摧殘的經(jīng)濟，也不利于列強攫取長遠利益，列強希望通過扶植代理人的方式謀求更多利益?！案油丝睢本褪窃诖吮尘跋掳l(fā)生的。因此，它根本不是列強良心發(fā)現(xiàn)的“主動”使然，而是出于列強索取更大利益的考量和中國自身的爭取，絕非美國國務卿羅脫（Elihu Root）宣稱的純屬“真實之睦誼”。

“庚子退款”是列強維護自身利益的選擇。一方面，“庚子退款”與列強勒索過多有關(guān)。在磋商賠款問題時，美國擔心勒索過多會導致中國經(jīng)濟崩潰，不利于其在華的長遠利益，因此主張將賠款總額控制在適度范圍內(nèi)，認為這樣既能“懲罰”中國的“罪行”，又能避免中國經(jīng)濟崩潰。但列強均不甘于落后他國而競相勒索，最終共同炮制了數(shù)額巨大的“庚子賠款”。另一方面，“庚子退款”是列強開拓中國市場的工具。美國排華法案引發(fā)了中國大規(guī)模抵制美貨的運動，不利于美國對華貿(mào)易。美國希望通過“退還”行動展現(xiàn)對華“友誼”，博取中國人民的好感，以向中國傾銷更多商品。

列強企圖將中國變成原料掠奪基地和商品傾銷市場。圖為1912—1915年美國美孚行“洋油”運銷中國的照片 施塔福（Frabcis Eugene Stafford）/供圖

“庚子退款”是列強施行文化侵略的手段。1906年，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Edmund J.James）在致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的備忘錄中提出：“中國正臨近一次革命?！囊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yè)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獲?！彼M一步總結(jié)說：“為了擴展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zhì)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獲得更多。商業(yè)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闭沁@份備忘錄打動了羅斯福，促使其實施退款計劃。第一次“退還”庚款時，羅斯福在國會宣稱，“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眾之國能漸漸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美國指定資助留美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一批美國所需要的人材”，即通過教育影響中國青年一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lǐng)袖”，控制中國。

美國的退款行動獲得了可觀收益，其他國家紛紛考慮退款。1924年3月，在美國就第二次退款舉行的眾議院聽證會上，出席作證的美國學者稱英日等國看到美國取得中國信任，也考慮退款，“想要贊助教育、商業(yè)，或是直接與本國有關(guān)系的事業(yè)”。此外，英國希望通過“退還”庚款，在中國“推行英式教育，促進英國對中國的影響，發(fā)展中英貿(mào)易，增進英國經(jīng)濟利益”。

中國外事官員在“庚子退款”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察覺美國對“庚子賠款”的不同態(tài)度后，便極力勸說羅斯福、時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等支持退款，推動了美國的退款行動。1905年1月，梁誠奉命就還金問題與海約翰進行交涉，希望美國支持用銀還款。梁誠提出中國財政緊張，“現(xiàn)籌賠款已窮羅掘，一概還金，勢須加增租稅，民間艱于負荷，仇洋之念益張，大局或有動搖，禍患何堪設想”。海約翰頗為“動容”，梁誠乘機請美國“首倡”核減賠款，海約翰表示“自當極力代謀”。

“庚子退款”得以實現(xiàn)，離不開中國社會各界的努力。1917年，中國加入了協(xié)約國陣營，并提供人力、物資等支援，尤其派出14萬勞工遠赴歐洲，為協(xié)約國取得一戰(zhàn)的勝利作出巨大犧牲。中國勞工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民族意識覺醒，中國社會呼吁列強退款之聲日益高漲。1918年12月7日，北京大學教授王兼善提議《擬聯(lián)合同志陳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供吾推廣教育事業(yè)意見書》，得到蔡元培、陳獨秀等贊同，教育部遂建議向各國提出交涉。1919年9月，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成員吳鼎昌提議退款。1921年8月26日，中國外交官顧維鈞向國際聯(lián)盟提交退還“庚子賠款”說帖。此后，中國外交官積極與相關(guān)國家溝通，力促退款。

部分退款而非完全退款

盡管在諸多因素下促成了“庚子退款”，但不是所有勒索國都實施了“退還”行動。此外，所謂“退款”乃是放棄需賠余款的“所有權(quán)”，不是“退還”所有庚款。換言之，中國并非獲得完全退款。

第一，只有部分國家退款。勒索國中實際只有美、英、法、意、比、荷6國進行了退款，其他國家則情況不一。一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對德、奧宣戰(zhàn)，停付兩國賠款。1924年5月31日，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達成，蘇聯(lián)放棄舊俄的“庚子賠款”。此外，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未參與退款行動。

一戰(zhàn)后，日本曾表示愿意“退還”余款，但未實行。1923年3月30日，日本公布《對華文化事業(yè)特別會計法》，將庚款余額及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所得每年約470萬日元一并移作對華文化事業(yè)之用，由外務省亞細亞局附設的文化事業(yè)局管理。為實施該法，1925年5月4日，日本照會中國政府，擬在華設立管理中日文化基金總委員會。事實上，日本只是改變庚款用途，既不提“退還”，也從未“退還”。

第二，“庚子退款”只是部分退還。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授權(quán)總統(tǒng)羅斯福退還“美國應得賠款之余額”，即“退還”超額勒索部分。此外，退款并不意味著中國停止賠付庚款。中國對美國的賠款分為兩部分：一為“退還”部分，撥給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和資助留美學生。這筆款項分32年由中國逐月支付，至1939年停付時止。二是“美國應得賠款”，中國每年仍需還本息53萬余美元。這筆賠款支付至1917年底后緩付。一戰(zhàn)后，美國就未付部分實施了第二次退款。1924年5月，美國國會授權(quán)總統(tǒng)柯立芝將1917年10月1日起的“美國應得賠款”退還中國，本息合計1254萬余美元。該款每年由中國海關(guān)以支票形式支付，由美國公使簽字后，送中美共同組織的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管理。該款直至1939年1月因海關(guān)稅被日本劫奪才停付。至此，美國實收賠款本息1188萬余美元，“退還”本息4146萬余美元。受美國影響，在一戰(zhàn)后，英、法、意、比、荷也相繼采取“退還”庚款余額行動，大體上與美國退款模式相似，只不過條件有所不同。

由上可知，列強退款只是部分退款，即使“退還”部分也只是減收未到期余款。更有甚者，所謂“退還”也只是將“所有權(quán)”名義上“退還”中國，實際上對于這部分款項，中國仍需繼續(xù)撥付給中外合組的委員會或董事會，用于退款國指定舉辦的“有益”事業(yè)，中國無權(quán)支配。換言之，所謂“退還”只是改變了部分庚款的用途。

有條件退款而非無條件退款

一些人謬稱列強“庚子退款”是無條件的，但事實上，退款的具體分配、管理、使用等條件均有明文規(guī)定，退款是有條件的，中國只有滿足列強的要求，才能使用退款。

列強對于所退款項的使用橫加干涉。美國第一次退款就是以舉辦留美教育為條件。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在與梁誠就退款問題進行磋商時，要求中國政府先聲明退款用途。梁誠雖表示此舉有干涉中國內(nèi)政之嫌，但為促成美國退款，他建議清政府“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游學之用”。而美國圖謀利用文化教育進一步掠奪在華利益，于是羅斯福在國會演講時明確提出退款用于留美教育。法案通過當天，美國國務院便要求柔克義與中方交涉，指示要特別注意貫徹美國的意圖。柔克義也明確告知清政府，退款是有條件的。當中方提出以退款作借外債的擔保時，遭到美國明確拒絕。這說明美國“退還”的庚款只能用在有益于美國的方面。此后，美國在第二次退款中，依然堅持這一方針，要求退款“用于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事業(yè)”，并專門要求設立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管理和支配庚款。

英、法、意、比、荷等國家大體上也遵循這一思路，甚至在換文中明確規(guī)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條件。1930年中英換文規(guī)定，英國的退款除用于發(fā)展中英教育文化事業(yè)外，強調(diào)要用于修建鐵路及經(jīng)營其他生產(chǎn)事業(yè)，“內(nèi)中與英國利益特別有關(guān)之各鐵路，更當首先注意”。英國還要求發(fā)展這些事業(yè)所需的海外材料，必須從英國采購，并為此專門設置倫敦購料委員會。1922年，中法互換照會，同意以“未經(jīng)付清法國庚子賠款作為改組中法實業(yè)銀行及中、法間教育經(jīng)費之用”，其中以幫助中法實業(yè)銀行復業(yè)為前提條件。此外，中比、中意換文規(guī)定退款需用于發(fā)展雙方教育、慈善、公共實業(yè)以及公益工程，籌辦這些項目所需海外材料必須在退款國訂購。更有甚者，意大利、荷蘭還要求中方延聘其工程師。可見，“庚子退款”不是列強無私贈予，而是服從于列強侵略利益的工具。

“庚子退款”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國的負擔，但并不能掩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性質(zhì)和罪惡行徑，不能因此忽視賠款對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嚴重阻礙，更不能將退款視為列強的“功勞”。搶劫就是搶劫，強盜就是強盜?！案油丝睢彼丝铐椖耸橇袕娎账髦袊〉玫?，實質(zhì)上是用從中國勒索的錢款謀求利益之舉，是其侵華戰(zhàn)略的需要，并非對中國的“恩惠”，絕非出于“真實睦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