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中美兩國都有與“毒品”有關(guān)的熱點事件登頂熱搜。

美國方面，我在前天的文章《美國像晚清？“速勝論”的狂歡要不得》這篇文章里，認為今天的美國比晚清的國力要厚實許多，對于低人權(quán)狀況的耐受力也更強一些。

美國雖然不能完全類比晚清，但是“晚清”的臭毛病確實沾染不少，比如今天，美國紐約第一家“官方吸毒點”開張。

美國政府的言論是“過量濫用毒品類藥物導致死人太多，因此開設官方吸毒點，控制藥量”，別把癮君子給弄死了，這些可都是“選舉鐵票王”。

美國政府的理由和晚清的“大煙館”一模一樣，當時大煙館的死亡率，確實比窮苦家庭在家里偷著吸死亡率低一些。

開設“官方吸毒點”，美國就是有“把道德淪喪”吹成“人權(quán)仁政”的本事。

這一周，我國也有一個“毒品案件”多天登上頭條。

周一，是各大媒體集中報道評論一個“中國媽媽”為了給兒子“代購救命藥”，這種藥品屬于“管制類精神科藥物”，屬于毒品范疇，于是這個媽媽被認定為“販毒媽媽”。

周二，媒體繼續(xù)報道，“販毒媽媽”發(fā)聲：孩子藥品不多了，買不到救命藥了！再次引發(fā)全網(wǎng)關(guān)注，登上熱搜。

中美兩國的“毒品頭條”，看似沒有關(guān)聯(lián)，其實背后有著潛藏的邏輯鏈條，值得大家一起琢磨。

壹、美國一直在推進“毒品合法化”綁架世界

今天美國紐約開設的“第一間官方吸毒點”，我們感到匪夷所思，實際上美國已經(jīng)有多個州通過了“官方吸毒點”建設法案。

費城、西雅圖、舊金山等城市都通過了類似建設“合法吸毒點”的法案，只是極少數(shù)議員與當?shù)鼐用穹磳?，才讓紐約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這么多美國一線城市參與，證明美國“每個城市遍布大煙館”已經(jīng)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未來。

經(jīng)歷了鴉片荼毒，鴉片戰(zhàn)爭亡國之恥，“東亞病夫”這樣“舊中國民族標簽”等三大“刻骨銘心”的恥辱，全世界都沒有人有中國人這樣對毒品有徹骨的痛恨，對毒品的危害有“切膚之痛”的認知。

在我們看來，美國官方設立“大煙館”，是亡國之舉?？墒窃诿绹J為這是“管控阿片類藥物造成死亡暴增”的仁政。

美國只有短短兩百多年的歷史，雖然曾經(jīng)的鴉片貿(mào)易讓美國賺取了國力積累的罪惡黑金，但是在美國國內(nèi)曾有“嚴厲禁毒”的歷史。

美國從“嚴厲禁毒”走向“毒品合法化”，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巨大毒品交易的黑色利潤被資本覬覦。

另一方面則是“吸毒人員”逐漸擴張為“最熱情的投票者”，當癮君子的勢力和人數(shù)擴展為決定國家走向，決定政黨勝敗的“最關(guān)鍵政治力量”，毒品合法化的逆流就不可能阻擋。

美國在自己淪為“毒品肆虐”的溫床和北美毒品集散地之后，一直努力將這股妖風吹向全世界。

五眼聯(lián)盟，歐盟等美國的傳統(tǒng)盟友，國家內(nèi)部都發(fā)出了“毒品合法化”的龐大聲音，這股政治病毒的肆虐能力，一點不比“毒品”本身要差。

隨著毒品技術(shù)的“改朝換代”，“精神類藥物”早已超越鴉片，海洛因等種植類毒品，成為當今世界對年輕人危害更大的“毒品種類”。

美國去年以來，一直沒有將“毒品合法化”的黑手伸向中國。每次美國與西方展露這一陰謀，我都會在第一時間揭破和死戰(zhàn)到底。

過去一年，美國與西方向我國推動毒品合法化主要有兩大途徑，第一，是抹黑我國嚴格的禁毒法律與舉措“沒有充分保障毒販人權(quán)”。

第二，是歐美用自身的學術(shù)文章，或者買通國內(nèi)“賣國科普”類賬號，對毒品合法化進行洗白，企圖用“科學之名”，讓我國放松對“精神科藥物”的管制，最終泛濫成災。

今年6月“國際禁毒日”，美國利用“毒販人權(quán)”來抹黑我國禁毒戰(zhàn)線的英雄們，我寫下《美國用毒販人權(quán)攻擊中國，這場“新鴉片戰(zhàn)爭”我們一定要贏！》進行揭露與批駁！

今年8月，加拿大聯(lián)合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孟晚舟案件和中國判決加拿大毒販死刑“對等起來”，我寫下《在中國走私444斤冰毒的加拿大毒販想免死？加拿大外長不要加戲！》將毒販必死，排除在孟晚舟歸國“可交易條件”范圍之外。

今年9月，針對美國在阿富汗撤軍前，將阿富汗打造成世界鴉片之都。同時美國將國內(nèi)阿片類毒品泛濫，甩鍋給中國藥物商人，我寫下《將阿富汗打造成“鴉片之都”的美國，500萬通緝“中國毒販”？》進行揭露與反擊。

如果大家略微讀過我過去的文章，會發(fā)現(xiàn)我雖然是“日更”，卻很少重復同一主題。

針對美國“毒品合法化”，幾個月內(nèi)寫下三篇文章，只因為是美國先后發(fā)動了“數(shù)輪毒品入侵的輿論戰(zhàn)”，我每次都是反擊而已。

梳理過去我們會發(fā)現(xiàn)，美國平均每兩個月，就會制造一個事端或者話題，將我國禁毒政策向“毒品合法化”的方向拉拽。

如今距離9月“500萬通緝中國藥品商人”事件，剛好過去兩個月。

貳、“販毒媽媽”事件的法理情

“販毒媽媽”事件之所以能夠最近持續(xù)引爆輿論，是因為母愛一直是最本源最高尚最樸素最無私的情感。

在北風的觀點里，以上修飾詞都沒有“之一”的后綴，因為母愛的地位就是“獨一無二”的。

當一個嬰幼兒被診斷出“常規(guī)藥物治療”幾乎無效的“絕癥”后，醫(yī)生開具“有救命功能”的藥方，哪怕是“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管制藥”，只要能救兒子命，媽媽一定會義無反顧的購買。

這次登頂頭條的案件是：張三女士（化名）的兒子患有罕見的癲癇疾病(嬰兒癲癇伴游走性局灶性發(fā)作，簡稱EIMFS)，嘗試多種常規(guī)藥物沒有效果。

張三女士在醫(yī)生介紹下，開始購買一款名為氯巴占的藥。

不過這款藥被列入國家管制第二類精神藥品名單，張三女士和病友們不得不采用海外代購藥。

這一案件中，從海外購買藥品進行分銷牟利的“藥頭”是李四，李四指導張三女士等人提供地址，幫助其接收從國外寄來的氯巴占，并告知她們?nèi)绾螒獙ｊP(guān)查處。

為了以后更方便向“藥頭李四”購買藥品為兒子治療，“張三女士”等人明知氯巴占屬于國家管制藥品，仍幫助收取包裹并轉(zhuǎn)寄給“藥頭李四”，因此檢察院將張三女士等四人認定為“販毒媽媽”。

這一案件經(jīng)過媒體曝光后，引發(fā)全民熱議，普通老百姓從最樸素的情感角度，要求“救命優(yōu)先”，要求“撤銷販毒***罪行認定”，老百姓要求“救兒無罪”。

在這一案件引發(fā)全民關(guān)注之后，《光明日報》等頂級官媒也下場發(fā)聲，用同情的筆調(diào)為“販毒媽媽”說話。

這一輿情事件，似乎向著“販毒媽媽”無罪，“管制類藥品放寬醫(yī)用用途”的方向演變。

叁、未來“救子媽媽”怎么辦？

在這次“購買救命藥”淪為“販毒媽媽”的案件處理中，我國司法機關(guān)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非常難得的“人道主義”。

就拿“張三媽媽”來說，檢察機關(guān)沒有將“海外代購藥”作為“證物”進行沒收，而是留給張三媽媽給嬰兒治病，延續(xù)嬰兒生命。

在檢察院的多份《不起訴決定書》中認可了氯巴占、喜保寧對于癲癇病人有較好的療效，且患兒服用氯巴占、喜保寧后，病情均有明顯好轉(zhuǎn)。這對幾位“販毒媽媽”是極為有利的。

“張三媽媽”和其他3名患兒母親亦被認定具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坦白”，“系初犯”，“為子女治病誘發(fā)犯罪，未獲利，社會危害性較小”，“家中有患癲癇疾病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yǎng)”等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jié)，檢方認為，她們構(gòu)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但以“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予起訴。

無論是檢察院對“販毒媽媽”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還是“決定書”里對藥效的認可，對她們有利的“描述”都體現(xiàn)了我國司法機關(guān)的溫情。

但是這兩天，一些第一級的媒體反復報道“張三媽媽”拒絕“認罪認罰”，其他三位媽媽是不懂法以及無奈狀態(tài)下被迫簽訂“認罪認罰書”。

現(xiàn)在有龐大的媒體力量，在支持她們從“輕微犯罪不起訴”向“救兒子最大，壓根無罪”的方向施壓。

針對這一“全民輿情”的案件，頂級央媒的一個論調(diào)我是很支持的，那就是“法內(nèi)開恩”。

“法內(nèi)開恩”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人治高于法治”的修正，這和“法外開恩”的訴求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是對立的。

許多網(wǎng)絡發(fā)聲者，以“央媒下場要求檢察院改判”為核心觀點，這是他們或蠢或壞的帶偏老百姓對這個案件的認知與定性。

很多自媒體也用多年前的《我不是藥神》電影和背后的案件，與這個案件進行對比。

我要強調(diào)，“法內(nèi)開恩”的本質(zhì)是“法律允許的范圍內(nèi)，保留溫情與溫度”。

我和絕大多數(shù)人一樣，贊成“張三媽媽”為了“救兒命”海外代購管制藥，這是無罪的！

在這一案件中，最后只有“藥頭李四”被判刑，張三媽媽等人都是“犯罪輕微不起訴”。

犯了什么罪？媒體強調(diào)她們“代購給兒子救命”，但是刻意模糊了她們協(xié)助“藥頭李四”，提供地址，接收和分寄這些“毒品類藥物”。

她們是有了這些“明知管制藥品，協(xié)助犯罪”的行為，才被認定構(gòu)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

這個罪名是走私，運輸，販賣三個“有罪行為”，這和“買藥救子”的行為不應該混為一談。

這四位***行為從法律來講，確實有罪，法內(nèi)開恩，可以決定“罪行輕微不起訴”。

可是如今有人要鼓動連“輕微罪行也不存在”，那就逾越了“法內(nèi)開恩”的界限。

有人說，北風你是事不關(guān)己，唱高調(diào)，未來這些有“管制藥”需求的龐大人群，為了親人活下去，如何在救人同時，規(guī)避“犯罪風險”呢？

其實幾年前的《我不是藥神》事件，和本次案件都體現(xiàn)了這類“藥品管制遭遇救命優(yōu)先”的案子，“法內(nèi)開恩”的界限。

我的建議是，“救子媽媽”與藥頭之間，只進行“金錢交易”，切忌涉及其他環(huán)節(jié)。

這次“不起訴決定書”里，描述非常柔軟，說四位母親是為了“更好的獲得藥品”就協(xié)助藥頭進行躲避海關(guān)，接收，分寄藥品等行為。

這個“更好獲得藥品”怎么認定？

如果藥頭明確說：“你不幫我躲避海關(guān)，分寄藥品，我就不給藥給你”，這就帶有脅迫性，四位媽媽就會無罪。

可如果是“你幫我躲避海關(guān)，分寄藥品，我就給你打折，或者是延緩賬期等等”，那么四位***幫忙，實際上就“獲利”了。

如何區(qū)分“獲利”與“被脅迫”？

就是“救子媽媽”強調(diào)只“付錢買藥”，不涉及其他，藥頭給不給藥！

只要給藥，“救子媽媽”們切記維持“純粹的金錢買賣藥品”關(guān)系，不要有任何“幫忙舉動”，最后即使被查，也是無罪的。

如果“藥頭不給藥”，強調(diào)“只有幫忙躲避海關(guān)，接收，分銷，才給藥”，那“媽媽”們要留下證據(jù)，這構(gòu)成“脅迫”，也是可以往“無罪”運作的。

所以在“買藥救命”事件中，我國法治機關(guān)不會因為“花錢救命”給人入罪，一定是有其他“走私，運輸，販賣”的違法行為在其中。

對于另外一群“自助購藥，幫病友代購”的朋友，又如何規(guī)避風險呢？

幾年前，《我不是藥神》“原型無罪”和這次案件只有“藥頭李四”被判刑，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刑罰”的界限。

那就是幾年前的“藥神原型”沒有牟利，如今的“藥頭李四”利用微信群分銷過程中，加價牟利了。

因此，“幫人代購救命藥”規(guī)避刑責的界限很清楚，就是“別賺錢，別加價， 別牟利。”

所以這次“毒販媽媽”事件，如果大家真要和“救子媽媽”以及“幫人代購救命藥”的藥神共鳴，記住兩句話就行。

“買藥自救或者救親人”，切記：只談錢。

“幫人代購救命藥”，切記：別賺錢！

肆、“販毒媽媽”事件應該推動什么改革？

這次“販毒媽媽”事件發(fā)酵之后，全民除了談論如何讓“救子媽媽”規(guī)避刑責，另一個重點就是“如何特事特辦，開辟救命管制藥的通道”。

比如昨天，“販毒媽媽”再上熱搜，就是因為她身邊只有十天的藥，而原來的“代購渠道”已經(jīng)被打掉了，十天之后，兒子怎么活？

對于這一問題，許多輿論都向著“放松精神藥品的管制”，特別是擴充基層處方醫(yī)生“精神類藥品處方權(quán)”的討論，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精神類藥品”毒品之所以泛濫，就是從毒品的“醫(yī)用研究”開始的，最后“不斷拓展”，處方權(quán)不斷下放，最后形成精神管制藥品類毒品的泛濫成災。

我國的人口規(guī)模是美國的四倍，一旦我國放松精神類藥品的管制，結(jié)果就和放松“新冠抗疫”一樣，我們的人口密度，社區(qū)群居模式，必然讓“精神類藥品泛濫”的危害，是美國的數(shù)倍甚至十數(shù)倍。

那么“精神類藥品管制”不能放松，“獲利藥頭”又要嚴打，難道這些確實急需“精神管制藥品”的人群，要成為被迫承受的“代價”犧牲掉么？

當然不是，我建議可以特事特辦的是，在幾個“國家級外貿(mào)特區(qū)”，藥監(jiān)部門設立專門的“精神管制類藥品”申購審核綠色通道的試點，先解決“救命病人”的燃眉之急。

未來，幾個試點可以擴展到各省藥監(jiān)部門設立專門的“精神管制類藥品”醫(yī)用申購審核綠色通道。

這一“綠色通道”的設立，以及管理審核權(quán)限，最多只能下放到省一級，絕不可以繼續(xù)下放到市級甚至一線“處方權(quán)醫(yī)師”。

美國“官方毒品點”的設立，證明美國“人人癮君子”的道路已經(jīng)無法回頭。

在我國，“販毒媽媽”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發(fā)應該是“救命”和犯罪的界限，以及開設“救命通道”的思考。

“販毒媽媽”事件，決不能開啟我國放松“精神類管制藥品”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