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白人主流社會塑造并秉持一種道德自負的“例外論”，即美國是上帝特選的“模范”國度——“山巔之城”，賦有向全世界傳播“文明”的特殊使命。而移居、開發(fā)新大陸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是締造自由、平等、繁榮的主角。此種“例外”的自我優(yōu)越、自我正義幻象，成為支撐美國霸權的意識形態(tài)，為其長期以來的對外擴張和干涉提供道德信念。

但許多少數族裔追尋“美國夢”的歷程，往往留下遭受種族歧視和迫害的創(chuàng)傷記憶。印第安人和黑人顯然是美國受苦受難最嚴重的兩個族裔群體。對印度安人的種族滅絕，以及主要針對黑人的奴隸制，為北美殖民地和美國的繁榮與發(fā)展提供了幾無窮盡的土地和廉價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貧窮白人西進“拓荒”的機遇，以及向上流動躋身“主人”行列的可能性，都大大緩解了白人內部的階級矛盾，為實現白人內部的“自由”“平等”提供了有利條件。

我們先來看一個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例子。印第安部落首領洛根，曾以“白人的朋友”聞名。但白人定居者在對印第安部落的劫掠中殘酷殺害了他所有親人。于是，洛根率領部族走上了戰(zhàn)爭之路，對白人定居者以暴制暴，最終被殖民地民團擊敗征服，無奈接受被奴役的命運。

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印第安部落世代居住在北美大陸。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卻自稱擁有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并不神圣、也不和平的貪欲驅使著殖民者不斷擴張領土。但大多數美國人的記憶，卻是“先驅者”在“荒原”上勇于開拓、征服和定居的光輝事跡。英國殖民軍甚至故意向印第安人派發(fā)染上天花病毒的毛毯，發(fā)動滅絕性的生物戰(zhàn)。曾經在北美大陸像“繁星一樣充斥太空”的印第安人，最后變得像“風暴肆虐后零星留在平原上的樹木”。

印第安人長期被視為“文明的絆腳石”。在《獨立宣言》中，印第安人就被描述成“野蠻人”。建國以后，“邊境”白人對印第安人持續(xù)地摧殘、蹂躪、掠奪和凌辱。各級政府也總是背信棄義地違反與印第安部落簽訂的協(xié)議，侵奪印第安人的領土。被剝奪了傳統(tǒng)領土的印第安人，往往被強制趕入荒涼貧瘠的“保留地”。異常艱苦的長途跋涉，導致數以千計的印第安人在途中死亡。那些起而反抗的部落，被征服后往往遭受與黑奴相平行的圈禁體系，許多人淪為奴隸。直到19世紀中葉，買賣印第安人仍然經常發(fā)生。黑奴販賣以成年男性為主，而印第安奴隸則以婦女和兒童為主。

早在1619年，黑奴就被運抵北美，比“五月花號”的清教徒登陸普利茅斯早了15個月。在數世紀的奴隸貿易中，非洲人“被殘酷的強權之手”從故土拖走，塞進船底經歷跨越大西洋的艱險而又漫長的旅程。抵達北美大陸后，他們“被迫在一個基督教國度里終身為奴”，“被剝奪了一切哪怕使生活僅可忍受的東西”，如夫妻、親子關系。18世紀早期，殖民當局通過法律，規(guī)定白人契約奴在服役五至七年后，可以分得50英畝土地，人頭稅減少。獲得自由的白人契約奴由此躋身主人的“優(yōu)秀種族”行列，組成民兵組織控制黑人奴隸。基于種族的奴隸制使黑人固化在美國社會底層。

“自由之樹”在“奴役之根”上成長。美國一誕生，就呈現出林肯所說的“半奴隸制半自由”的“分裂之家”狀態(tài)：一方面，《獨立宣言》做出了人類“生而平等”和自然權利的原則性承諾；另一方面，出于現實考量，《美國憲法》這樣的國家根本大法，也對奴隸制予以保護。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建國之父們，大多擁有成群的黑人奴隸。

如何使建國文件中的價值觀與美國的奴隸制原罪實現和解，如何平衡兩者，成為美國社會最艱難的問題，也最終導致南北方之間裂痕不斷加大，直到矛盾難以調和而兵戎相向。內戰(zhàn)結束后，美國很快通過了憲法第13、15修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和強制勞役，給予所有族裔成年男性以選舉權。而南方白人借著聯邦領導人對遭受重創(chuàng)的南方的同情，試圖恢復奴隸制，破壞廢奴運動成果。對黑人實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羅法”在內戰(zhàn)后的南部各州紛紛出臺，并持續(xù)了近一個世紀。供黑人專用的設施被冠以“吉姆·克羅”字樣，南方形成黑白兩個互不相容的世界。白人控制的州法院，在維護和實施州權的掩護下，支持維持種族等級和剝奪黑人選舉權的法律。在種族隔離廢除前，黑人去南方旅行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情，不得不借助一本被稱為《綠皮書》的“黑人旅行指南”。

在南方，擁有土地是得到尊重和繁榮的階梯，可以建立經濟保障，并向下一代傳遞財富。黑人被解放后曾在南方獲得大量土地。但白人通過欺詐、脅迫、暴力甚至謀殺，從黑人那里強取豪奪。臭名昭著的3K黨徒也經常攻擊黑人農場主，把他們趕走。絕大多數黑人根本不敢挑戰(zhàn)白人，也很少能找到律師為他們辯護。許多黑人就這樣被白人劫奪了土地，偷走了未來。

白人至上主義者還在“修正”內戰(zhàn)后南方的歷史中取得了勝利。南方各地紛紛成立“紀念聯合會”，榮葬南方陣亡將士，為戰(zhàn)場上失敗的南方軍政領導人樹立紀念像。南方白人將南方邦聯的事業(yè)視為“雖敗猶榮”。在20世紀美國大眾文化中，南北內戰(zhàn)中的聯邦將軍往往呈現為負面形象，而南方領導人卻獲得尊重。美國南方許多重要軍事基地，也往往以邦聯領導人的名字命名。

今天，在華盛頓國家廣場，史密森學會創(chuàng)辦的印第安土著民、非裔和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文化和歷史博物館，與美國歷史偉人的紀念設施比鄰。但這類場館主要展現這些群體在美國實現“美國夢”的歷程，展現他們在美國受到了包容和接納。他們遭受苦難的歷史，就這樣成為襯托“山巔之城”的鋪墊。2016年落成開館的“非裔歷史文化國家博物館”，將不同族裔群體成員均在實踐的“成功特征”，定性為“在美國被視為標準”的白人社會生活中的傳統(tǒng)、態(tài)度和方式，以引導黑人向白人“看齊”。非裔國家藝術博物館2020年則有10多名黑人雇員反映曾遭受來自白人雇員的種族偏見。華盛頓國家廣場唯一以“受難”為主題的紀念館為“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旨在以歐洲暗黑的“納粹噩夢”來襯托“美國夢”，但所記憶的納粹大屠殺，其發(fā)生地卻在歐洲。

長期以來，少數族裔群體要求美國社會兌現“生而平等”的承諾，承認他們種族主義受害者身份的同時，確保種族壓迫的歷史不會重演。這些要求，也受到內心不安的白人自由派群體的積極支持。20世紀末期以來，美國已經朝著“矯正歷史的弧線”走出了幾步：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向在二戰(zhàn)期間遭受集體拘禁的日裔道歉，每位幸存者補償2萬美元；1993年，向夏威夷土著道歉；2008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向遭受迫害的印第安土著民道歉，為奴隸制和種族隔離道歉；2011和2012年，參眾兩院還通過決議，為《排華法案》表達“遺憾”。但這些“致歉”法案往往避免直面其種族主義根源，避免將此種歷史不公定性為對美國立國原則的背棄，而且還往往添加不利于賠償的條款。

如今，左、右翼圍繞種族問題的“文化戰(zhàn)爭”，已經到達了“雅各賓時刻”。在左翼自由派，奧巴馬的自由主義讓位于更激進的版本。2019年，在第一批黑人奴隸被運抵北美400周年之際，《紐約時報》啟動了“1619項目”，重申奴隸制的罪惡暴虐以及黑人在美國社會政治經濟演進中的重要角色。該項目負責人撰文指出：

美國是個建立在理想和謊言基礎上的國家；制定《獨立宣言》的白人并不相信“生而平等”的“美國信條”適用于黑人；黑人數世紀的抗爭推動和完善了美國的民主。

但右翼保守勢力將左翼對邦聯紀念像開戰(zhàn)視為對美國和西方文明開戰(zhàn)。他們強烈反對“1619項目”將奴隸制置于美國源起歷史的中心，反對以種族視角“修正”美國歷史。為反制“1619項目”，2020年初，羅伯特·沃德森中心（RobertWoodson Center）啟動“1776項目”，致力于公開展示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性成就，推廣一種非裔戰(zhàn)勝壓迫的“積極”歷史敘事。彭佩奧則抨擊支持該項目的媒體和抗議群體攻擊了美國的生活方式及其基本原則。民調顯示，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有2/3稱白人受到了歧視，成為“反向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而指控種族主義只是壓制白人的工具。

特朗普時期種族關系嚴重惡化、惡性種族暴力頻發(fā)的狀況，驅使美國社會進一步重新反思自身的種族主義“原罪”。是否承認系統(tǒng)性的種族主義，在當今高度極化的美國社會已經形成深刻分野。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