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在紐約下城的華爾街金融區(qū)，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表示：“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著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span>

最富有的人不僅坐擁巨額財富，還掌握著財富長效保值和快速增值的“通關密碼”，這在美國并不稀奇。遠有“咆哮的二十年代”，近有“占領華爾街”運動，眼下還有“不平等斗士”桑德斯高呼“痛恨百萬、億萬富翁”，年輕的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斷言“每個富豪都是一次政策失誤”。

然而近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少量巨富力壓多數(shù)平民的“金字塔”結構，升級為高、低收入階層均面臨內部再分化，居于中產的“安逸階層”加速萎縮的“雙鉆石”結構。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主張的“市場福利制度”持續(xù)加劇勞資失衡和貧富懸殊，不平等早已不局限于物質報償，而是放大為一種長期的、廣泛的、能夠自我維系的內生性社會秩序。

2011年10月11日，“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在紐約富人區(qū)游行示

1%與99%：兩版“美國夢”

大蕭條時期，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結合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族裔拼盤、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巧妙結合的特點，首創(chuàng)“美國夢”一詞，強調在這里英雄不問出處，任何人只要果敢、堅毅、勤奮、善于思考，都能平等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該信念鼓舞百姓熬過了人心惶惶的經(jīng)濟衰退期，更成為幾代美國人凝聚共識、引以為傲的關鍵。

“美國夢”的“雞血效應”至今仍讓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只是暫處窘境的“預富階層”。但隨著1%和99%之間的落差蔓延至社會各個角落，甚至打造出天壤之別的“兩個美國”，人們不得不自我解嘲：“之所以叫‘美國夢’，就是因為清醒的時候你不會相信它！”

精英與草根層面的兩版“美國夢”，堪稱1%與99%的最初版本。美國的基尼系數(shù)從1967年的0.397攀升至2019年的0.48，系50年來峰值。最貧困的20%人口的財富總額從2009年年初的3.8萬億美元，縮水至2019年年中的2.9萬億美元。2020年哈里斯在線民調顯示，近25%的美國人沒有應急存款，38%的人如果不去當鋪或舉債，連500美元現(xiàn)金都拿不出，意外損失、疾病、教育、住房均會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當下這種差距非但無法縮小，還因種種原因損耗了“回彈能力”。

一是高收入?yún)^(qū)段內部再分化。進入美國收入前1%的“新門檻”已抬高到年收入高于50萬美元。而早在2017年美國國家稅務局的統(tǒng)計就顯示，前0.001%的巨富階層年收入門檻達到前0.1%的26倍，前1%的123倍，前10%的437倍。富人對財富蛋糕的激烈瓜分進一步壓縮了中產和貧困人口的財富增長空間，同時也意味著對社會起到激勵作用的良性分層不復存在，由財產、權利和名望確定的社會地位體系越來越難以被撬動。

二是民眾對美國社會流動性的悲觀預期遠高于現(xiàn)實，該趨勢不單抑制了一些家庭給子女提供教育、職業(yè)投資的欲望，也固化了特權暴利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削弱百姓對社會公平、制度進步的潛在信心。

白人與“非白人”的兩版“美國夢”，則展示了美國非拉丁裔白人與其他族裔的種族財富鴻溝。2016年數(shù)據(jù)顯示，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財富中位數(shù)分別為1.76萬美元和2.07萬美元，而非拉丁裔白人家庭該數(shù)值高達14.36萬美元。統(tǒng)計過程中，亞裔的財富中位數(shù)與本土白人最為接近，但鑒于亞裔群體內部貧富差距高于本土白人家庭，最富有者擁有財富量是最貧窮者的168倍（本土白人為121.3倍），因此生活優(yōu)渥只是小概率事件，亞裔總體上同其他少數(shù)族裔一樣，仍在99%之列。

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尤為突出。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黑人的財富中位數(shù)接近白人的14%。10年后，盡管黑人的財富增長速度快于白人，但中位數(shù)仍不到白人的10%。這既可回溯到長期存在的勞動力市場歧視、抵押貸款歧視、稅收優(yōu)惠儲蓄歧視等導致非洲裔美國人獲得穩(wěn)定工作職位、高工資和退休福利的機會很少，也與該群體在經(jīng)濟、政治等領域代表性嚴重不足，群體訴求缺乏有效傳達和發(fā)泄渠道不無關聯(lián)。

性別收入差距依然相當明顯。盡管目前女性在全美勞動力梯隊中確實占據(jù)“半邊天”，但在高收入群體中依然占比很小。在收入前10%人口中，女性占27%；前1%中，女性只占不到17%；而在最富有的0.1%中，她們只占11%?！敦敻弧?00強公司中，女性CEO僅占5%，2016年的平均收入為1310萬美元。而領取聯(lián)邦最低工資的勞動者中，女性比例高達63%。粗略估算，美國女性收入在各行各業(yè)都低于男性。諸如幼教育兒、餐飲服務等女性主導行業(yè)在美國的工資梯隊中長期處于低端。薪酬差距最大的是管理職位，2016年男性的平均薪酬為8.8萬美元，而女性僅為5.5萬美元。差距最小的是建筑業(yè)，但女性只占該行業(yè)工人的9%。

如果再將族裔維度疊加考量，則會發(fā)現(xiàn)最大的性別收入差距出現(xiàn)在本土白人和亞裔中，這并不意味著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在克服歧視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只是因為這些群體男性的平均薪酬實在太低而已。

2019年12月18日，在紐約時報廣場，一名打扮成“自由女神像”的街頭表演者在雪中等待生意

郵政編碼中的人生密碼

自二戰(zhàn)結束至今，普通民眾對“美國夢”的典型設想幾乎沒變，不外乎經(jīng)濟安全、自購住房、家庭美滿、良好教育、職業(yè)穩(wěn)定、為下一代提供更多機會和回報、享受舒適的退休生活等。然而當21世紀步入第二個十年后，他們沮喪地發(fā)現(xiàn)生活并不像《阿甘正傳》里說的那樣，“像一盒帶來驚喜的巧克力”。相反，那個渴盼已久的“美國夢”正從各個側面異化為“新瓶裝舊酒”式的不平等。

美國的“中部塌陷”在經(jīng)濟文化落后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雙重壓力下愈加顯著。大體而言，60%的富裕州位于東海岸的中大西洋和東北部地區(qū)以及西部沿海地帶，這與越來越多的富裕家庭定居沿海城市，而收入較低的家庭要么長期居住、要么被迫遷移到中部腹地或南部州有關。

據(jù)Bildzoom網(wǎng)站統(tǒng)計，搬到舊金山的人比搬離舊金山的人年平均多掙近1.3萬美元；那些搬到底特律或匹茲堡等生活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的人，年收入則最多要少5000美元，且需承擔就業(yè)市場疲軟、投資有限、生活資源不足等風險。與此同時，根據(jù)2018年的“美國社區(qū)調查”，不平等程度惡化的不僅包括財富高度集聚的沿海州如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還涉及位于中心地帶的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堪薩斯州、內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爾州和新墨西哥州。

鑒于階層、種族分化形勢日趨嚴峻，居民背景多元的“雜居”社區(qū)已成往事，美國的郵政編碼如今也揭示著貧富差距的“社會基因”。郵政編碼這看似簡單的五位數(shù)，不單反映著家庭或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業(yè)前景和收入水平，且隨著階層固化壁壘森嚴，連子女的“人生密碼”也一并蘊含其中。

美國擇校界的“大眾點評網(wǎng)”Niche網(wǎng)站會定期公布最宜居的郵政編碼、最佳公立學區(qū)郵政編碼排名，一些組織還會評出監(jiān)禁率、犯罪率、貧困率最高和最危險的郵政編碼名單。前者通常匯聚了白人精英和中產，社區(qū)配套良好，熟人關系穩(wěn)定優(yōu)質，安全宜居。后者則多處于低收入者聚居的市內貧民區(qū)，毒品、斗毆、命案、黑幫暴力比比皆是，教育和就業(yè)似乎只是種種亂局的插曲。

為了給子女選擇更好的成長環(huán)境，“孟母三遷”的故事在美國不時上演，一些境遇不佳的家庭甚至冒著“進局子”的風險，試圖在孩子的入學申請中謊報對應優(yōu)等社區(qū)的郵政編碼和住址。哈佛大學“機遇地圖冊”項目顯示，新生代富豪輩出的100個社區(qū)絕大多數(shù)位于東岸、北部地區(qū)和舊金山這些本就財富集中的地方，同時繼續(xù)受窮的100個社區(qū)也沒能脫離中部和南部的“貧困詛咒”。當居所能夠決定未來時，美國毫無疑問已經(jīng)陷入了貧窮“自動復制”的噩夢。

2015年12月19日，在舊金山格萊德教堂內，志愿者在整理圣誕禮物，準備派發(fā)給低收入家庭兒童

數(shù)字時代鴻溝更寬了

收入和財富的高度不平等也帶來了巨大的數(shù)字鴻溝。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誕生地和人工智能領跑者，美國的地區(qū)網(wǎng)絡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水平參差不齊。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報告顯示，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的家庭中，44%的成年人沒有寬帶。而2015年的數(shù)據(jù)表明，35%的低收入家庭的學齡子女接觸不到網(wǎng)絡。這甚至影響到了他們的家庭作業(yè)表現(xiàn)，故而有學者把橫亙于貧富階層卻廣泛影響生活細枝末節(jié)的數(shù)字鴻溝戲稱為“家庭作業(yè)斷層”。

究其原因，一方面貧困州大多自然條件不佳、基建基礎薄弱，另一方面依照資本的邏輯，因人口密度偏低、收入水平不高，大型網(wǎng)絡供應商均擔心在這些地方開展業(yè)務難以回本或“賺頭”過低。即便聯(lián)邦通信委員會啟動了多個助力困難地區(qū)寬帶普及的項目和撥款，但前期數(shù)字鴻溝給貧困人口帶來的缺憾是很難快速彌補的。

隨著技術革新和福利制度調整，全美人口總體健康水平有所改善，但健康不平等卻始終未見好轉。健康不平等表現(xiàn)在不同群體的壽命、慢性病患病率、能否接觸到快捷優(yōu)質的醫(yī)療服務、精神健康狀況等多個層面。

2017年，16.1%的拉丁裔、10.6%的黑人、7.3%的亞裔沒有購買醫(yī)療保險，本土白人該比例僅為5.9%。從慢性病防治來看，13.8%的黑人和10%的拉丁裔健康狀況不佳，本土白人該比例為8.3%。而亞裔罹患肺結核這種“貧困病”的幾率是本土白人的35倍。更糟糕的是，醫(yī)療領域潛規(guī)則的存在，使得本土白人在獲得處方藥、享受較好的醫(yī)療條件方面具備隱形福利，進一步破壞了衛(wèi)生公平“以邊緣為中心”的核心原則。

實際上，美國的健康不平等存在于更為廣泛的維度中，社會經(jīng)濟地位、年齡、地理位置、語言、性別、殘障情況、公民身份、性別認同和性取向都是導致差異的關鍵變量。據(jù)統(tǒng)計，美國社會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個事實是，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貧窮的男性平均壽命長15年，女性長1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進一步凸顯了該矛盾，那些因貧脫保的黑人、拉丁裔、印第安人，還有本就缺醫(yī)少藥的農村地區(qū)、大型移民社區(qū)、殘障人士、流浪者、監(jiān)獄等均淪為重災區(qū)。

2019年6月15日，人們在紐約舉行的“爵士時代草坪派對”上跳舞

桑巴特“挽歌”到桑德斯“旋風”

20世紀初，德國經(jīng)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桑巴特提出了經(jīng)典命題“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并在其同名著作中將答案歸結為四點：一是美國工人彼時被整合和融入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對其懷有善意；二是美國政府強大的公民整合能力達到了“民主消除激進”的效果；三是兩黨聯(lián)手、配合無間，第三政黨毫無置喙空間；四是工人處于“超級物質環(huán)境”，對資本的恐懼和憤怒已被其所提供的物質利好全然撫平。雖然貧富差距始終存在，但那個時候的美國貴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民有恒產故有恒心?？v使結果不平等，但機會的相對平等已然傳遞給民眾奮斗的勇氣和底氣。

時至今日，隨著美國本土制造業(yè)空心化，中下層藍領很難重拾昔日的自信；政府精英與草根嚴重脫節(jié)導致公信力嚴重受損，無所不在的商業(yè)文化亦強調消費高于公民價值，民主制度的衰敗之景使得種種激進主義思潮取代溫和共識；兩黨極化程度前所未有，議題裁奪早已超越了服務公共利益的底線，陷入“逢你必反”的怪圈；以失業(yè)救濟金、食品券、退休金、平價醫(yī)保等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wǎng)也在特朗普任內遭到有意無意的削弱。由此可見，桑巴特的經(jīng)典剖析在現(xiàn)實震蕩下，已化作一曲有關“美好舊時光”的挽歌。而個中激情被高呼用“民主社會主義”拯救美國的“桑德斯旋風”取代。

雖然競選總統(tǒng)屢屢敗北，但桑德斯的崛起卻恰到好處地迎合了民眾厭惡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渴望根本政治變革的憤懣。正因如此，2020年的總統(tǒng)大選，如何應對“1%與99%”是特朗普和拜登都無法規(guī)避的問題。只不過前者以1%的視角回望99%，各項政策難免帶有向本土白人、工商業(yè)大資本和軍工復合體側傾的痕跡；而后者直面一個被疫情、失業(yè)、種族沖突、勞資矛盾同時撕裂的美國社會，難保不回到絕對“政治正確”引發(fā)的矯枉過正之中。

對于那些棲居美國各地的99%來說，就算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可能缺乏某些美德，但加在一起，卻擁有所有美德與智慧，于情于理，未來都應該屬于他們。（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