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一年，國共在戰(zhàn)場的優(yōu)劣強弱對比逐步發(fā)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巨大變化。而變化起始于圍繞陜北延安的一攻一轉的博弈之中。蔣介石得意于閃擊占領延安，受損于困在陜北，最終遭受重大挫折；毛澤東冷靜應對，從容指揮，轉戰(zhàn)陜北，在戰(zhàn)略轉移中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進攻延安

在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qū)的全面進攻受挫后，從1947年開始，蔣介石調整了戰(zhàn)略部署，集中了近70萬的兵力對山東和陜北解放區(qū)進行重點進攻。在蔣介石看來，延安是中共的首都，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fā)號施令的中樞，攻占延安，無疑將具有重大的宣傳和象征意義。為此，蔣介石下決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價占領延安，進而妄圖消滅陜甘寧邊區(qū)部隊，或者壓迫這支部隊和中共中央首腦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黃河以東的華北解放區(qū)去。到時在華北與人民解放軍進行決戰(zhàn)，以達到將人民革命力量各個擊破的目的。對此險惡用心，中共中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還為著妄圖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各個擊破之目的。彭德懷也指出：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以壓倒優(yōu)勢兵力，殲滅陜甘寧邊區(qū)我軍，壓迫我軍和黨中央、解放軍總部到黃河以東，然后沿無定河、黃河封鎖之。這樣蔣介石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華北，加強機動兵力。這是蔣介石當時的陰謀企圖”。

蔣介石將重點進攻陜北的任務交給了擁有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急電西安綏靖主任胡宗南去南京，表示將要進攻延安。3月12日，國民黨空軍開始飛往延安進行投彈轟炸。13日上午，胡宗南15個旅14萬余人，分兵兩路，向延安發(fā)動進攻。再加之馬鴻逵、馬步芳部和榆林鄧寶珊部，全部兵力達34個旅約25萬人。

面對蔣介石和胡宗南對延安的重點進攻，無論是在兵力上還是武器裝備上，保衛(wèi)延安的2.6萬中共部隊都很難與胡宗南的軍隊進行正面抵抗。所以，毛澤東一面要求防御兵團進行頑強抵抗，另一方面也在考慮適時撤出延安，并于3月2日即作出了緊急疏散的決定。19日，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進占延安，大肆吹噓說“斃傷匪軍一萬六千余眾，俘匪一萬余眾”。實際上，中共邊區(qū)部隊已經于19日上午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所進占的延安不過是一座空城。

對于自己輕易“攻占”延安，胡宗南大吹大擂，稱之為“陜北大捷”，蔣介石也是興奮異常。對此，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的電報中這樣說道：國民政府雖然聲稱它擊潰了十萬共軍，但看來這是一種很大的夸張，因為美國的觀察員們在共產黨調處人員返回的期間曾報告過，中共實際上已經撤出延安。

放棄延安

3月18日，胡宗南部隊憑借優(yōu)勢兵力和炮火，逼近了延安城郊。在敵強我弱、大兵圍城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澤東住處舉行會議，商討撤出延安和應對國民黨作戰(zhàn)問題。

中國共產黨人對延安有很深的感情，撤離延安的決定不是很容易就能決定的。放棄延安，不僅意味著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實施戰(zhàn)略轉移，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苦心經營十多年的紅色首府將陷入敵人之手。同時，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國內外都有較高的知名度，國民黨如果占領延安將具有巨大的宣傳和象征意義。蔣介石就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收復延安“對政略、對外交，皆有最大意義也”。

面臨軍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從全國戰(zhàn)爭形勢和革命發(fā)展形勢出發(fā)，以戰(zhàn)略性思維向廣大黨員和軍事干部闡述撤離延安的重要作用。

3月16日，毛澤東對趕到延安的新4旅副旅長程悅長和團長袁學凱說：好多地方來電報，催我過黃河，中央有個安全的環(huán)境，對指揮全國作戰(zhàn)的確有好處。不過，我有點想法。其一，我們在延安住了十來年，一直處在和平環(huán)境中?，F在一有戰(zhàn)爭就走，我無顏對陜北鄉(xiāng)親，日后也不好再見面。我決定和陜北老百姓一起，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其二，我不離開陜北還有一個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萬人馬，我們只有兩萬，陜北的比例是十比一。這樣我們其他戰(zhàn)場就要好得多，敵我力量對比不這么懸殊。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我不在陜北誰在陜北？現在幾個解放區(qū)剛剛奪得主動，我留在陜北，蔣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zhàn)場。我拖住“西北王”，其他戰(zhàn)場就可以減輕不少壓力。18日撤出延安前，他在接見保衛(wèi)延安的新4旅團以上干部時又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頭伸開，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將來人們會看到，蔣介石占領延安決不是他們的勝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訴同志們，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睍r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也回憶道：“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毛主席說：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你知道嗎？蔣介石占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占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span>

面臨敵機的不斷轟炸和越來越近的炮火聲，彭德懷勸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盡早撤離延安。毛澤東對此回應道：“我是要最后撤離延安的?！?8日晚，毛澤東在炮聲中從容地吃了晚飯，經彭德懷的一再催促，才坐上吉普車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延安。而此時，除作戰(zhàn)部隊外，機關人員和群眾已經全部撤離，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蔣介石在占領后的延安。

以延安來換取全國，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在撤離延安問題上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性思維。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戰(zhàn)爭初期該頂的地方要頂，但是有些地方也別頂得太久，有時要放，要使敵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敵人取得點勝利，為了消滅它，得放它進來。

美國女記者斯特朗就此分析說：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延安已不是他們唯一的活動基地，甚至也不是他們最重要的基地了。他們的戰(zhàn)略已經延伸到整個華北和東北，已有成千個城鎮(zhèn)和一千萬農戶歡迎毛澤東了。她進一步評論道：總的來說，共產黨人是很鎮(zhèn)靜地談論延安的。過去，它是他們后退隱蔽之處，也是他們向外擴展的根據地?，F在它已經沒有經濟和軍事價值了。從戰(zhàn)略上考慮，撤離延安是有利的。他們相信把胡宗南放進延安，在那里將他包圍殲滅，所付的代價要小一些。

撤出延安后，當斯特朗向毛澤東提及此事，毛澤東這樣回答道：如果你問是丟了它好還是守住它好，當然是守住好。但是如果我們丟了它，我們照樣能過。為了民生和民族獨立而打的人民戰(zhàn)爭不決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最后的事實也正如毛澤東所講，我們不僅收復了延安，同時也換取了全國的勝利。

◆蔣介石在占領后的延安。

1949年美國政府發(fā)表的《白皮書》對國民黨占領延安曾這樣評述：國民黨軍隊“攻占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偉大的勝利，實則這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因為共軍與政府軍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共軍不愿破壞健全的軍事政策，而把主力用于爭奪一個只有象征的意義而無軍事上的重要意義的城市。共軍不戰(zhàn)而退出延安，遂使政府去支持它陷入荒漠的陜西地區(qū)的軍隊”，“從嚴格的長期的軍事觀點來說，延安的占領，最主要地是使政府的戰(zhàn)線過于延長與過分消耗國家的經濟?！泵绹v華大使司徒雷登也指出：顯然很久以前，共產黨就為此做好了充分準備。如果保衛(wèi)延安，所需代價太大，那么他們便不作保衛(wèi)延安的任何真正意圖。他們更注重堅持長期發(fā)展的戰(zhàn)略，從一切遭受敵人壓力的地點撤退，把敵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擊戰(zhàn)術逐步暗中破壞敵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戰(zhàn)線嚴重地發(fā)展到孤軍深入、四面為敵的地區(qū)里去了

留在陜北

雖然毛澤東一直強調留在陜北的重要作用，但始終沒有明確中共中央的落腳之處。彭德懷等人又極其擔心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危，多次建議中共中央離開陜北，東渡黃河。中共中央五位書記對是否留在陜北也有不同意見。

◆1947年7月，毛澤東與隨同的機要人員在靖邊縣合影。

3月25日，毛澤東轉移至王家坪與先期到達這里的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會合，并初步討論了黨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7日，毛澤東分別給彭德懷與賀龍、李井泉打電報，說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棗林溝召開會議，討論中央機關行動問題。會上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任弼時堅持要黨中央離開陜北，東渡黃河到較安全的地方。毛澤東在會上再次闡明了自己的決斷：“我不能走，黨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黨中央走了，蔣介石就會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戰(zhàn)場，其他戰(zhàn)場就要增加壓力。我留在陜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能好好地打勝仗。”會議最后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至此，中共中央決定留在陜北。這是一項對戰(zhàn)爭全局有著重大影響的決策。

在政治上，黨中央和毛澤東繼續(xù)留在陜北會大大鼓舞在陜北和其他地區(qū)進行作戰(zhàn)的軍民士氣，也向全國人民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氣概，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國際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1947年5月14日，在安塞縣真武洞舉行的慶祝大會上，習仲勛公開講道：“今天這個大會完全揭穿了兩個月來敵人的造謠。他們說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邊區(qū)政府也走了，這只是敵人的夢話……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邊區(qū)領導著我們。我們有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領導，我們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氣百倍，一定把胡宗南軍隊消滅干凈?！?/span>

在軍事上，黨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陜北，會大大牽制胡宗南的主力，減輕其他解放區(qū)的作戰(zhàn)壓力。國民黨軍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qū)的進攻，就像打出去的兩只拳頭，只要能牽制住兩只拳頭，國民黨的中心部位就會空虛，這也就為之后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直插敵人心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胡宗南部整體裝備優(yōu)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并沒有參與較大的對日作戰(zhàn)，所以力量保存完整。一旦中共中央離開陜北，去往別的解放區(qū)，將會給其他解放區(qū)帶來巨大的作戰(zhàn)壓力，甚至會對整個解放戰(zhàn)場帶來難以設想的后果。對蔣介石意在把中共中央“逐出西北，以便東進擊破中原或華北戰(zhàn)場之共軍”的圖謀，毛澤東可謂洞若觀火：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還為著妄圖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各個擊破之目的。

所以，毛澤東決定留在陜北不走，是著眼于戰(zhàn)爭發(fā)展全局的形勢，是站在整個解放戰(zhàn)爭的全局去考量去留陜北的利弊，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全局眼光和巨大魄力。周恩來當時評價說：在蔣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惡浪的嚴重時刻，毛主席確定我們的帥旗高舉在陜北，指揮中心堅決不挪動，這是多么雄偉的氣魄??！

“轉戰(zhàn)”陜北

從1947年3月18日離開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機關在陜北不斷閃轉騰挪，歷時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經12個縣，駐留過38個村莊。正因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轉”了如此多的地方，我們才把這次戰(zhàn)略轉移稱之為“轉戰(zhàn)陜北”。

◆1947年，毛澤東在轉戰(zhàn)陜北途中。

轉戰(zhàn)陜北是異常艱苦和危險的一段行程。當時跟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轉戰(zhàn)的通信大隊長黎東漢回憶說，轉戰(zhàn)陜北甚至比長征時還苦。

為何毛澤東等人在陜北一直保持“轉”的狀態(tài)？這與當時解放戰(zhàn)場的整體形勢密切相關。當時毛澤東認為，胡宗南進攻陜北、窮追不舍的主要目的是驅逐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離開陜北，東渡黃河。1947年4月1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習仲勛：目前敵之方針是不顧疲勞糧缺，將我軍主力趕到黃河以東。5月11日，毛澤東在發(fā)給彭德懷、習仲勛等人的電報中進一步指出：胡宗南此次進攻，亦是企圖將我驅之河東……胡軍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謂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驅我過河。所以，為了將胡宗南部長期拖在陜北，毛澤東采取了“轉”的戰(zhàn)術。如果中共中央固定在陜北某處，不僅難以實現“拖”的目標，而且極容易暴露。

轉戰(zhàn)陜北使得胡宗南始終難以發(fā)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行蹤，加之陜北榆林地區(qū)溝壑遍布，也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尋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難度。中共中央機關以800多人的小隊伍始終將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拖在陜北，配合著彭德懷的西北野戰(zhàn)軍將胡宗南的部隊拖累拖瘦，分而殲之，為粉碎國民黨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和緩解其他戰(zhàn)場壓力，進而由戰(zhàn)略防御轉向戰(zhàn)略進攻提供了有利條件。

轉戰(zhàn)陜北雖然條件極其艱苦，也極其危險，但毛澤東始終胸懷全局，站在全國革命形勢新發(fā)展的高度，站在戰(zhàn)爭全局的高度制定決策，看得到，抓得起，戰(zhàn)略判斷準確，謀劃科學，確保了我們黨始終在軍事中處于主動地位。陳毅為此曾經打過這樣一個生動的比喻：毛主席和蔣介石在陜北這個棋盤上下棋：“黃河為界，舉手無悔?！泵飨J準了決不過黃河。他說：“我們不能去那條路，我們要在這里和敵人周旋，牽敵人，磨敵人，來回和敵人兜圈子，直到消滅它！”

1959年，臺灣編寫的《戡亂戰(zhàn)史》也不得不承認：在西北戰(zhàn)場，共軍“始終憑借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后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鉆隙流竄……不利主力決戰(zhàn)”，“我軍主力始終被匪牽制于陜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

在主動撤離延安和轉戰(zhàn)陜北的偉大決策和輝煌實踐中，毛澤東站得高，看得遠，穩(wěn)得住，以科學的思維方法制定戰(zhàn)略策略，以堅定的自信、堅強的意志和毅力保持清醒堅定，保持強大前進定力，推動解放戰(zhàn)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