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中，他正是一段慘痛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7月10日，方大曾和母親、妹妹匆匆告別后，身挎相機從廣安門出發(fā)，騎著自行車直奔盧溝橋。在盧溝橋前線，他看到了遼闊的白云和永定河岸的原野，看到了打著小旗在街頭募捐的童子軍，看到了那些身背大刀、目光尖銳的二十九軍戰(zhàn)士，還看到了那些被侵略者強迫著割平莊田的老百姓們……方大曾是彼時第一位到達現場的新聞記者，他用震撼人心的文字和圖片報道了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真實情況。

當時的中國，方大曾并不為人所知曉，人們打仗的打仗，逃難的逃難。彼時，當那個19歲的日本二等兵在盧溝橋莫名失蹤后，戰(zhàn)爭的伏筆已經開始顯現了。貧瘠落后的中國就要遇到日軍海陸空力量的全面壓制，承受全面戰(zhàn)爭帶來的沉重負擔，面臨在一次次潰敗中再次屈辱求和。

那是怎樣的絕望？悲痛鋪天蓋地，慶幸的是，希望的曙光從未徹底泯滅，努力抗爭的每一個人都是黑暗中最耀眼的光芒——

方大曾，用一次次逆行讓人們有幸看到了戰(zhàn)士的視死如歸與堅強不屈，看到了那些被硝煙掩埋的真相，讓那個時代的人相信，這一次我們可以贏，也必須贏；

時任宛平縣縣長王冷齋拒不投敵，在烽火刀尖上與日軍展開了多年的交涉斡旋，凡涉及主權，寸土不讓，迫使日軍的圈地計劃落空；

年僅17歲的李鴻斌以及那1700多個不知姓名的學生，甚至連槍響要臥倒都不知道，卻以十條命換一條命的代價和日軍殊死相搏；

四川小伙王建堂決心投筆從戎時，父親王者誠寄來了一面中間寫著“死”字的旗幟，這既是父與子的告別，也是兩代人家國情懷的高度濃縮……

在浩浩蕩蕩的歷史長河中，敢做逆行者的方大曾、拒不投敵的王冷齋、書生氣還很重的李鴻斌以及以“死”相贈的王氏父子，終究不過是時代大潮中的一點浪花，飛濺又落下，但激蕩起的波紋卻傳遞著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吶喊與奮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不畏強暴、血戰(zhàn)到底的膽魄。

很多時候，我們往往會覺得個人的力量影響不到全局，會覺得這些人的行為都是“蚍蜉撼大樹”，其實不然。倘若沒有方大曾們的記錄與奔走，又怎會有戰(zhàn)場實時信息的傳播？沒有王冷齋們的執(zhí)意堅守，又怎會有領土的一寸不讓？沒有李鴻斌、王氏父子們的大無畏奔赴，又怎會有更多人的義無反顧？正因為他們，以及無數和他們一樣敢于抗爭的人的存在，才支撐起一個“常規(guī)性”弱國勇敢地與強大敵人作堅決的斗爭，所改變的不僅是自己的命運，也是全球性的格局。

與此相反的是，當翻開那本珍藏于國家博物館的《雪庵日記》，便會知道那些人選擇抗爭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而選擇茍且不過是輕而易舉?！捌咂呤伦儭敝?，日記主人公袁崇霖關心時局、惦念親友，卻在人生失意、經濟窘迫之下喪失了立場，投身偽政權，在貪圖享樂中成為了自己最討厭、令眾人唾棄的那個人。

一正一反，一個是“舍小我”，一個是“唯自我”，代表的是個人選擇，卻造就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道路，也給后人留下了無限的啟示與聯想。倘若我們不了解他們、不懂他們的真實故事，就無法感受“抗爭”與“茍且”的個人內心活動，無法理解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之間的內在聯系，無法明白那些英雄的偉大之處。正是無數個這樣的英雄拒絕了茍且，選擇了抗爭，以“小我”成就“大我”，才換來了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崛起與強大。

習主席曾深刻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zhàn)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不畏強暴、血戰(zhàn)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抗戰(zhàn)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p>

曾幾何時，那么多生命在炮火硝煙中隕落，但他們的精神卻不會因之而消散。今天，處處都是傳承的痕跡。

回眸七七，紀念七七，到底是為了什么？就像1945年的《新華日報》在紀念“七七事變”八周年的社論中說的那樣，“每一次的‘七七’紀念都增加了我們抗戰(zhàn)的信心與勇氣，為抗戰(zhàn)的最終勝利打下了基礎”。我們年復一年的去訴說那些事、傳頌這些故事，不僅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給予自己力量，并不斷提醒自己：當時代的灰落在個人頭上之時，那可能是一座沉重的山，也可能是催征的號角，激勵我們不負時代奮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