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蘇聯解體三十年，我們之前也談過這個大事件對當代的一些影響。當然，蘇聯解體本身始終是最為人們所關注的，幾十年來，人們從許多角度討論過蘇聯為什么解體。蘇聯的失敗，確實是社會主義國家難以繞過的一個坎，我們今天也只能說擺脫了近憂，但依舊有著遠慮。

總的說，關于蘇聯解體的傳統(tǒng)結論并沒有太大的問題，蘇聯體制僵化，積重難返，最后是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改革直接導致蘇聯的猝死。但把仔細分析，我們又能看到一些更深層，與過去并不太相同的東西。

蘇聯有沒有問題，蘇聯從一開始確實就有問題。典型如蘇聯的超國家聯盟體制，一開始是為了規(guī)避布列斯特和約的束縛、迎接世界革命的需要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列寧和他的戰(zhàn)友在開創(chuàng)蘇聯的時候，恐怕沒人設想這套體制會存在運作幾十年。斯大林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整頓，無論是把蘇共從一個帶有高級知識分子沙龍氣質的精英黨轉為一個令行禁止的嚴密組織，還是其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主張，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解決蘇聯和蘇共體制轉正的問題。

蘇聯遭遇的問題并不是蘇聯獨有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類似轉型的問題。從革命黨變?yōu)閳?zhí)政黨，從一窮二白，同患難時的高度團結，走向繁榮富裕，共富貴時的迅速分化。黨的一元統(tǒng)治優(yōu)點和缺點是一樣明顯的，戰(zhàn)斗時利于團結，和平時容易分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過去嚴密管控的社會必須逐步放松，過去能適應艱難困苦的封閉斗爭環(huán)境，但一放松，黨的隊伍就不可避免地迅速腐化，官僚化。由于黨的理論與實踐都跟不上社會進步的速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可避免要向發(fā)達資本借鑒學習，不免就被西方帶進溝里。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是在以弱敵強艱苦斗爭建立起來的，長期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這就需要一個強人乃至半神式的領袖。就像英國人二戰(zhàn)也需要一個丘吉爾，而斯大林無疑是這樣一個人物。在打完衛(wèi)國戰(zhàn)爭，并在冷戰(zhàn)中穩(wěn)住陣腳后，大功告成的斯大林，最后一個任務，應該是以其威望壓倒一批資歷深厚，功勛顯赫的黨內元老，培養(yǎng)接班人，為蘇聯建立一套和平時期可靠的中央權力移交體系。而斯大林的猝死，作為一個偶發(fā)事件，可以說極大改變了蘇聯的命運，從此蘇聯中央權力就不斷處于動蕩，最終導致體制僵死與積重難返。

蘇聯轉型并不算成功，這個板子應該出在赫魯曉夫身上。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猝死后的權力真空中，聯合朱可夫以近乎政變的手段奪取了中央權力，之后在蘇共二十大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路線，試圖建立個人威望?，F在我們可以知道，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很大一部分是完全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污蔑，其中對大清洗的極度夸大，與他和貝利亞的惡性政治斗爭是息息相關的。

從斯大林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清洗托派，統(tǒng)一黨內思想，再在二戰(zhàn)中迫于形勢解散共產國際，開始抬高民族主義的地位，最后到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提出和資本主義世界共存的三個和平理論。其中有水到渠成的部分，是革命逐步讓步于和平建設的過程，但也意味著蘇聯轉攻入守，轉入長期的發(fā)展競賽。蘇聯在和平建設上終究輸給了西方，未能更好的發(fā)展生產力，長期透支，是蘇聯最后失敗的根本原因。

怎么擺脫強勢的一代的陰影，建立自己的權威，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二代普遍面臨的問題。各國的情形各不相同，但赫魯曉夫式的災難式硬著陸是完全錯誤的，是給蘇共中央權威與意識形態(tài)以致命一擊，不亞于太平天國中的天京事變。

赫魯曉夫的問題不僅是否定斯大林上，更體現在為了維護自己權力進行的一系列妥協(xié)上。由于赫魯曉夫是非正常接班，為了對抗黨內元老，不免就要做出妥協(xié)，像導致日后體制內充滿兩面人的高級干部政治失敗后不殺不開除，而是體面外放的規(guī)矩，就是他恢復的。而比較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借重地方實力派。

斯大林時代，基于其強勢作風，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是嚴格的。而赫魯曉夫時代，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對地方權力的不斷下放，包括司法，黨內監(jiān)察等核心權力都讓渡給地方，財權逐步下放，到1961年，蘇聯中央財政比例已經只占總財政收入的41%，大約是斯大林時代的一半。這頗類似于我國改開后到分稅制改革之前，地方中央財政兩條線，賦予了地方更多的權力，放開搞經濟，賦予政策靈活性的同時，爭取地方對中央的支持，而副作用就是地方本位主義的抬頭與地方實力派的形成。也是這個時期，蘇聯逐漸出現了一些各共和國民族主義的不和諧聲音。

赫魯曉夫的改革是為了打破斯大林體制下，扭轉過去那種中央一把抓的局面。蘇共的管理能力在離開斯大林后，應該說確實是不足以駕馭原來的統(tǒng)治機器。這其實是蘇聯官僚隊伍建設不足的緣故，是從沙俄時代時代就有的老問題。當然，類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代強人離開后，往往二代不能很好的掌握局面，只能進一步擴大官僚隊伍，進而加速了官僚對權力的掌控。

但赫魯曉夫本身借重地方壓制中央，并通過從斯大林時代的積累到集中資產釋放，確實提高了生活水平，從而對民眾進行收買，也形成另一種獨裁。赫魯曉夫執(zhí)政上頗為隨意，經常拍著腦袋做決策，大量改革沒有充分研究，就匆忙出臺，不顧實際的強行推進，搞出了許多笑話。

實際上，日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很多問題，都在赫魯曉夫時代就有了。這些問題，也是沙俄時代就經常這樣，并不是具體從哪個人開始的。根源上說，是俄國文明發(fā)展程度的問題，還沒有充分發(fā)展官僚體系并汲取足夠的歷史教訓。俄國的傳統(tǒng)特點就是依靠強人，而沒有強人的時，就容易渙散，事不可為，又轉而激進。蘇共實際上并沒有真正通過黨內民主來解決這個問題，也沒有合理的接班人制度，就不免在斯大林之后，面臨缺乏強力領袖，整體動力不足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中國，越南這樣有成熟官僚文化的國家，建國后也都出現黨內一言堂，脫離實際，盲目硬干的情形。這和黨組織過度強調一元化，內外部壓力下，缺乏經驗領導階層的激進主義，特別是黨內民主、正常的黨內監(jiān)察反饋體系渠道失效有關，也和二十世紀革命同舊文化體制的決裂和矯枉過正，社會治理體系斷代是有關系的。但東亞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經歷較大挫折后，都能相對克服類似問題，進而理順上下的權力體系，而蘇聯卻長期不能處理好此類問題，直到其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赫魯曉夫的倒臺，又是一場政變，這無疑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權威。勃列日涅夫時代，經常有人說蘇聯亡于蘇勛宗。但勃列日涅夫是有其兩面性的。

勃列日涅夫時代，其實中央權威是有所提升的。這是因為他逐步又從地方收回了一部分權力，連中央財政比例都回升了，甚至支持柯西金進行了一場相當成功的深度改革，從而進入了一個所謂的盛世。這種寬容的盛世，中國歷史上倒是不少，康熙末年、乾隆末年，都是這樣，天一樣大的問題掩蓋著，大家一邊分家，一邊維持局面，不外乎是看有沒有一個雍正來擦屁股，而來一個中人以上的嘉慶，就可以完蛋了。說到底，這是因為勃總手上有錢，通過出口石油天然氣，蘇聯中央財政變得寬裕，大量進口，使得無論對各共和國，還是對一般民眾都更有權威了。

勃總真正的問題是靠干部終身制，干部特權來收買各級干部，全面討好所有人，最終導致了中央高層干部超高齡化，后繼無人，干部系統(tǒng)徹底官僚化，決策水平不斷衰退。但這里確實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聯干部終身制，其實是和蘇聯退休機制有關的。

由于蘇聯中央權力的長期動蕩，蘇聯始終沒有處理好高級干部的權力交接與待遇交接問題。理論上說，蘇聯高級干部享受不低的待遇，包括特供商品，別墅，保安，但這些在退休之后，大部分是要降級和交還的，連勃列日涅夫的別墅也會定期征用給勞模療養(yǎng)，更不用說，退休后享受不到很多在職的特供。理論上說，這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平等，但在意識形態(tài)衰退后，肯定是難以持久的。但作為祖宗家法，更隱含了一層中央權力收買的妙用，就連斯大林也喜歡搞在辦公室送給有功部下裝滿大額盧布的錢袋子，以賈私恩，也難怪其長期得不到改變。

勃列日涅夫遭遇的問題和五代時的軍閥很像，沒有合適的權力交接體系，寧可靠收買來施恩，也不愿意搞制度化來得罪人。八十年代的中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最后是在保障待遇的情況下，高級干部主動退休來解決的。而在蘇聯，就變成大家寧可死在位置上，而且是一個大佬專門配屬一個單位，因人設部，這是蘇聯終身制的一個特殊情形，是他國所沒有的，導致了官僚隊伍的急劇龐大。干部終身制的另一層負面作用，是各個部門都盤根錯節(jié)，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更加依附作為核心的大佬，使權力更加板結，體制更加僵死。

我們過去常常說蘇聯干部的腐化墮落。但我們今天來看，蘇聯干部，哪怕是高級干部的腐化程度也不高。就算是蘇共的部級干部，也不過帶著家屬吃特供食堂，打包剩下的高級魚子醬，還不一定能住上獨棟別墅。大量的蘇共二代，紛紛進入的是科研和軍工乃至文化體系，恰恰體現了行政干部生活的并不夠舒服。

蘇聯官僚隊伍的問題，實際上不是腐化，而是手中權力并不穩(wěn)定，反而出現了類似像明清一樣，清官沒法做的情形。早期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艱苦條件，要求干部去克服困難，人人平等。但社會發(fā)展后，沒有在制度上跟進待遇，卻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彌補。表面上恩自上出，收買了干部，實際上這種特權本身既不穩(wěn)定，更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初衷。最終，就是一般群眾和基層干部，還支持體制，反而是中上層官僚，普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不安，進而寄望于體制的改變來實現權力的穩(wěn)固與變現。

勃列日涅夫晚年兩次中風，已經無力施政，極力想退休，但老伙計們卻寧可他當做神主牌安放在最高權力寶座上，蘇聯政治的扭曲與不振可見一斑。也恰恰由于勃列日涅夫熬得太久，最后蘇共上層干部普遍超高齡化，最終導致了戈爾巴喬夫意外上臺。

這其中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另一位中央委員羅曼洛夫是扎扎實實的行政干部出身，在資歷能力上都比戈爾巴喬夫更合適。但這位的女兒結婚，還把博物館里的沙皇瓷器借出來顯擺，還弄壞了。其實，如果放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或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這還真未必是大事，但在蘇聯這就斷送了這位的政治生命。從這個角度說，蘇聯變質是變質，還是堅持了相對多的社會主義原則，但這種不徹底，反而兩面不靠，就像干部問題一樣，最終促成了解體。

最后，我們當然來談談，作為最后一擊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戈爾巴喬夫改革，過去已經談的很多了，我們只談幾個關鍵點。

戈爾巴喬夫的上位，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來的，這個角度說，他是一定要改革的，而他改革出問題，也是理所當然的。為了推動改革，戈爾巴喬夫很快就注意到，在舊體制內，他沒有辦法打破已經十分嚴重的權力固結，他不可能和那些勃總時代的元老開戰(zhàn)。為此，他試圖通過人大選舉的方式，搞出一批新的政治人物，這些人依附于他從而繞開舊體制，實現自己的改革。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蘇聯的最高蘇維埃表面是最高權力機關，但實際上沒有什么權力，搞等額選舉，指定名額，是高層意志的體現。而戈爾巴喬夫為了扶植一批政治明星，放開搞差額選舉，培養(yǎng)了一批以高級知識分子和政治新星為主體的人物。這些人是什么人呢？葉利欽就是這批人中的典型人物，而很多老牌反蘇分子也靠這進入了政治舞臺。

而這個時候，尤其是在各加盟共和國，這些反蘇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因為能拿到西方援助，加上戈爾巴喬夫搞得人道與真相化運動，繼續(xù)延續(xù)赫魯曉夫時代那套黑蘇套路來強化個人權威，聲望不斷提高。勃總時代，干部終身制帶來的地方實力派強化，隨著中央權威的下降也越來越明顯。

戈爾巴喬夫本來指望這些人給他沖鋒陷陣，覺得他們只能依靠他，結果是最后被這些人慢慢架空了中央。本來像葉利欽，在蘇共體制內，政治生命早就死亡了，但通過戈爾巴喬夫的神操作，他一路靠選舉，開空頭支票，硬是成為俄國首腦，控制了蘇聯最重要的共和國。

另一面，戈爾巴喬夫改革，繼承了赫魯曉夫改革的問題，試圖依靠這幫新貴，重新搞地方倒逼中央，權力下放。很快中央財政已經跌破財政收入的四成以下，又遭遇國際原油天然氣下跌，財政收入銳減，卻要維持大量的基礎設施維護，公軍教的工資開支。結果是中央越來越窮，地方權威越來也大，戈爾巴喬夫給出的方案是賦予各共和國完整主權，試圖從蘇共書記化身蘇聯總統(tǒng)。最終，戈氏改革導致經濟秩序混亂，尤其是物流體系崩盤，這給了蘇聯最后的致命一擊。各個加盟共和國，紛紛選擇自保，把應該交給聯盟統(tǒng)一分配的物資，稅收截留，來討好民眾，形成了事實獨立，使物流危機上升為蘇聯瓦解的危機，蘇聯中央財稅枯竭，要靠向美國緊急借錢來發(fā)莫斯科蘇軍總部的拖欠工資，蘇聯已經不可挽回的走向滅亡。

經常有人來問，蘇聯解體時為什么沒有人站出來？那么，誰能站出來？怎么站出來。在戈爾巴喬夫的操作下，聯盟財政已經垮了，中央無錢又無糧，靠空頭支票來維持政權嗎？蘇共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垮了，總書記帶頭想借殼上市，另立山頭，黨員思想混亂，亂自上作，怎么站出來？

體制內的力量，反對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就是搞政變，而從赫魯曉夫開始，蘇聯歷次政治權利交接，都是政變，早就有一套頗為純熟的防范機制。指望官僚？蘇聯的解體，實際上官僚，特別是傳統(tǒng)官僚發(fā)揮的作用并不大。官僚體制更多是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主動放棄了。八一九委員會算是體制內高官了吧？但他們連消滅政敵的勇氣都沒有，眼睜睜看著政變失敗。最后，官僚是乞求戈爾巴喬夫重新回來，收拾殘局。什么是官僚，官僚只能解決日常事務，像挽救國家的大事，哪怕是錯誤的決策，他們也無力去承擔，真是臣妾做不到。

至于蘇軍，蘇軍不是沒有參與過政變，朱可夫當年就干過。但戈爾巴喬夫本來就是搞政治斗爭的老手，借著紅場飛機事件，幾次邊疆動蕩，狠狠敲打了蘇軍，蘇軍自己都處于阿富汗戰(zhàn)爭失敗，蘇東劇變的震蕩中。從七十年代開始，蘇軍就出現了嚴重的走私，腐化，但至少還是至于蘇聯中央的指揮下。如果蘇軍自己站出來，兵變成功，那只怕就是軍政府，軍閥統(tǒng)治了。

今天，我們再看，蘇聯解體，還真就沒人能站出來。問題長期積累，卻無法得到解決，看似嚴密的制度，結果反而成了進步的阻力，各方妥協(xié)，看似一團和氣，卻沒有任何力量能擔當自我革新的重任，看似中央權威強大，卻先天不足，長期以收買政策為統(tǒng)治法寶。戈爾巴喬夫最后開的價碼最高，直接把蘇聯賣了。蘇聯解體的教訓，絕不是偶然，是長期積累的必然，看似承平無事，最終在一個極端的環(huán)境里引爆。從這個角度說，蘇聯解體，在我們當代正在進行的時代變革里，依舊有著深刻的價值，向內部動刀子的勇氣，比起向外對抗敵人要重要的多。